一、簡述桑洋文化玉器提出的依據

所謂桑洋文化，即為桑干河及洋河區系文化。它地處冀西北的太行山脈和燕山山脈所環衛的大片的串珠狀山間盆地，如懷安、萬全、陽原、蔚縣、涿鹿、懷來等盆地。這些盆地所形成的獨特的地理環境、自然條件和地方性小氣候，不僅給古生物的繁衍造成了良好的生存環境，而且為古猿向著古人類、現代人類的進化與發展提供了少有的優越條件，使得桑干河流域成為中國原始居民從原始社會形態不斷向前發展、進步，并最終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區域。

該地域是我國古代人類文化東西南北縱橫并匯的重要舞臺。

從考古發現的泥河灣遺址，到桑干河南岸的小長梁遺址，都是比元謀人更早的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舊石器早期人類遺址，距今約250萬年左右。中外考古學家在發掘中不斷發現的以細石器為主要特征的砍砸器、刮削器、尖狀器、雕刻器、石簇等，并一直延續到距今1萬年以前的虎頭梁遺址等，都有大量的細石器文化發現。在桑干河及洋河流域及其鄰近地區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和新石器文化遺址的考古發現充分證明了桑干河及其支流壺流河、洋河流域是中國古人類生態發展和進化上的一個重要區域。它的文化現象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東亞、北亞、北美廣大地區的歷史發展和文化面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考古發現表明，這一區域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期、仰韶或相當于仰韶文化、紅山文化、龍山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及尚未確定的古文化遺址，商周文化乃至漢文化的考古遺址、遺存甚多，且文脈延續，悠遠流長，文化蘊涵明顯帶有山東、河南、山西、陜西、遼西等地的考古文化因素，但又強烈地呈現出當地自身發展的特點。

桑洋文化玉器的提出即是中國玉器史上的新概念，也是玉器文化史上的新課題。為了進一步闡明這個問題，筆者以所能收集到的實物資料為依據，從桑洋文化玉器所具有的獨特性、工藝及藝術特征、造型特征、文化內涵等方面給予充分的認真細致的考證。

二、桑洋文化玉器具有的獨特性

桑洋文化玉器的存在和發展將對中國玉器文化史以及中國的文明史和民族史、宗教史、考古史、美學史等產生極其重要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影響。

桑洋文化玉器的出現同樣是沿著舊石器時期細石文化的脈絡而產生、發展、延續而來的。

就目前筆者所搜集和發現的該流域的部分古玉器制品，進行詳細的考證后初步認為，桑洋文化玉器與我國其他地域，如代表南方古玉文化的良渚文化和代表北方古玉文化的紅山文化及其他如趙寶溝、河姆渡、馬家窯文化玉器等，從玉器的材料、造型特征、社會功能、藝術特征等諸多方面有所不同。該地域的古玉器文化有著自己獨特的工藝、造型特征及文化內涵。

第一，該地域古玉器文化的產生時間早、跨度大、并且具有歷史延續性。從舊石器時代簡單打制的玉器，到新石器時代早期，距今約1萬年左右，出現最初的磨制工藝的玉器如“玉髓羊頭像”以及到中早期、距今約8千年左右加工工藝采用了“琢”、“磨”與砣碾相結合及“拋光”等較為先進的治玉工藝，制做的“祖先崇拜玉髓組合頭像”，一直到中晚期，加工工藝更為細膩的“女神頭像”等，即能說明這一問題。

第二，就目前筆者和從事此項研究的其他同仁所征集到的古玉器，從所使用的材料來看，多為本地域所特有的一種美石“玉髓”，其顏色可見紅、黃、綠、黃褐等多種顏色，其材質是一種非常潤美的碧石，屬于不透明瑪腦類古玉，其莫氏硬度7級。

第三，桑洋文化玉器，都具有相材施藝；不求形準，多取意似。經夸張變形、抽象組合處理的動物或人物、動物為一體的圓雕造型玉器。其雕刻手法簡練古拙，剛勁雄渾，造型頗具“神似”的藝術感染力。

第四，大多有涂朱渲染的痕跡。這與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周口店發現的“山頂洞人”的遺跡有某種相近之處，山頂洞人把居住的洞穴分為上下兩層，上層為活人的居室，下層是死者的墓地。山頂洞人以小石器、獸骨、魚骨等作成裝飾品，所有裝飾品的穿孔，幾乎都是紅色，他們的穿戴好像都用赤鐵礦染過，死者的身上和周圍撒有紅色的鐵礦的粉末。這個重大的發現，在中國宗教史上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山頂洞人所撒的紅粉應該有著某種“精神”領域的東西，表明紅色之中寄寓了某種宗教巫術的性質。

桑洋文化玉器，很多都有涂朱渲染的跡象，這說明紅色粉末和涂朱渲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之間有著某種必然的聯系。

第五，研究桑洋文化玉器，可以從不同角度了解該地區早期的社會結構狀況、生產方式、經濟結構形式以及祖先崇拜、圖騰崇拜等多個方面。它充分反映出我國北方地區多部族的多次融合、兼并及聯盟發展壯大的過程。由此為證明一個由狩獵向游牧、農業經濟發展的強大的北方民族集團的形成、發展與消融以及中華文明起源與中華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三、桑洋文化玉器的工藝及藝術特征

根據目前研究桑洋文化玉器的同仁們所收集到的古玉器實物分析考證，該區域的古玉器其藝術范式和工藝特征，從舊石器時代晚期、新石器時代早期，距今約1萬年左右出現的“玉髓羊頭像”到新時器時代中早期距今約8千年左右出現的“祖先崇拜玉髓組合頭像”，一直到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距今約6千年左右出現的“玉髓女神頭像”等其藝術特征都有相同的共性，如相材施藝、不求形準、多取意似、抽象組合，并以“圓雕”造型為主體造型。巧妙用材，寥寥數“刀”便把物件形象刻畫得栩栩如生，十分傳神。而每個時期的玉器其工藝特點又存在的明顯的差異，這是由于制做工藝以及制做工具不斷進化而形成的。

桑洋文化玉器的工藝及藝術特征不同于其他地區。為了詳細地說明這一問題，我們以該區域的古玉器“祖先崇拜玉髓組合頭像”為例給予進一步的考證。創作者以其獨到的慧眼，巧妙用材，把握住物體的造型特點，相材施藝，寥寥數“刀”，把物體形象刻畫的栩栩如生，十分傳神。使其主體造型為一不求形準，多取意似，經夸張變形，抽象組合處理的玉人頭側面像及神羊頭側面像和神牛頭側面像合為一體的“圓雕”造型玉器。其整體制作，采用“琢”、“磨”，與砣碾相結合及“拋光”的遠古治玉工藝。在技術處理上采取了粗琢細磨、起伏打洼、弧底凹紋刻、起礱、洼面、深雕及涂朱渲染等工藝技巧。

該器型制作藝術特征為抽象與寫實緊密結合，雕琢工藝簡練古拙，剛勁雄渾，造型尤為古樸“傳神”。該玉器頗具古人類祖先治玉文化所體現的粗獷、迭宕、明麗、挺拔、古拙渾厚、雄渾質樸，不以大取勝，而以精巧見長的工藝特征和藝術風格及古樸“神似”的藝術感染力。

該玉器的工藝及藝術特征具有紅山文化玉器的蹤影，但又與紅山文化玉器不盡相同，其整體造型比紅山文化玉器更為古樸原始。從制作工藝上來講紅山文化玉器已采取了原始的切割工藝及鉆孔工藝，而該區域的古玉器還沒有出現此種工藝技巧。因此，筆者認為，桑洋文化古玉器，從人類的發展史、文明史、工藝史、美學史、民族史、宗教史及治玉史等眾多方面綜合分析，該區域的古玉器文化的出現及延續應早于紅山文化玉器，并對紅山文化玉器的產生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這首開了中國玉器雕刻藝術中對人物、動物頭像的“巧雕”及“圓雕”技藝之先河，并對我國玉器史上肖生玉中玉人頭像、動物頭像的產生與發展情況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最早的實物資料。

四、桑洋文化玉器的造型特征與文化內涵

玉器是人類文明的第一塊基石。也是我們中華民族文化范圍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玉器文化的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階段。從它的孕育期距今約1萬年至4千年直至玉器成長的鼎盛期，不同區域，其玉器的造型特征，社會功能是不盡相同的。距今7千年至6千年的新樂、趙寶溝、河姆渡、馬家窯文化玉器和距今6500年至4500年紅山文化玉器及距今5300年至4200年良渚文化玉器。從玉器造型上分析，這一時期玉器的種類非常豐富。概括起來可分為四個系列：以新樂、河姆渡、趙寶溝、馬家窯文化玉器為代表。并在這一時期存在最早的“圓曲系”玉器“璧”、“環”、“璜”、“玦”，“直方系”玉器“斧”、“鏟”、“錛”、“鑿”等，以紅山文化玉器為代表，并在這一時期出現的“肖生系”玉器，“玉人物”、“玉禽獸”等；以良渚文化玉器為代表的“圓方合體系”玉器“琮”等。這一時期，玉器造型帶有明顯的地方特征，并保持著各自的相對穩定性。從玉器的社會功能上分析，這一時期的玉器不僅具有用于生產、生活及美身的工具，用具及佩飾功能，其社會功能更加廣泛，在相當大的范圍內深刻地反映著部落社會的政治、經濟、巫神信仰、祭祀形式、人際尊卑、玉殮葬習俗等廣泛的社會生活內函。這時，大部分玉器已脫離了生活功能，而用于祭祀鬼神、殮葬尸體、美化裝飾、表示權力及尊卑、充當禮儀用具等功能。尤其是那些有著與石器不同的新器型和裝飾的玉器，如良渚文化玉器中象征王權的“鉞”，巫覡祀神的“琮”，象征蒼穹和貨寶的“璧”等為代表的玉器。紅山文化玉器中祭祀偶象神物“玉勾龍”，代表等級地位的“玉獸首玦”以及稀少的肖生系中殮尸用的“玉人”、“玉禽獸”等為代表的玉器，更是成了該部落社會中有權勢的巫覡、酋長和軍事首長等特殊人物不可缺少的生死伴侶，而被完全用于體現權力差別，溝通人與神靈的聯系等功能。至此，玉器的神靈化、政治化已初步完成。

下面，我們對桑洋文化玉器的造型特征及其文化內涵進行考證研究。我們以其典型器物“祖先崇拜玉髓組合頭像”為例給予論證。

該頭像是由多種物像經抽象及示意性的簡單變形琢為一器的圓雕“肖生系”玉器。仔細觀察，它是由兩種不同支點方式塑造了三種以上不同狀態的物像造型。

基于第一支點方式，創作者把握住物體的造型特點，巧妙構思，因材施藝，以不求形準，多取意似的藝術處理手法和雄渾剛勁、古拙簡練的雕工，寥寥“數刀”雕琢出一栩栩如生，十分傳神的人物側面頭像作為器物正面觀察的主體造型。在該造型施藝過程中，其眼部作為精雕的部位，以其細膩精微的碾磨及弧線砣碾的技巧和即寫實又夸張的藝術處理手法，雕出人類祖先的眼型，從而突出了人物的神韻；對其頂部及發型部位，創作者采用了獨具風韻的起伏打洼，多有凹凸的面處理技術，利用光線性能使器物出現光線反差，玉色從而變化莫測，使其披發尤如起伏的波浪，充分展示了人物發式的粗獷飄逸美及其神情威嚴、深遂的神韻。由該支點方式轉過來所呈現的又一物像“神羊頭像”。創作者巧妙地利用玉材自身的邊、棱、角、坑洼及材料本身的瑕疵，采用了細琢粗磨、粗琢細磨、深雕洼面、起礱、弧線凸起、凹面砣碾等工藝技巧處理方法，巧妙用材，把握住物體即“羊頭”的相關特征，將其整面造型“羊頭側面像”刻畫得栩栩如生，使該羊頭像極富立體感，其造型藝術惟妙惟肖，充分體現了古人類祖先治玉文化所包含的古拙質樸的美學思想和藝術風格。至此第一支點方式的正反兩面所呈現的“祖先頭像”及“神羊頭像”造型，均呈現在眼前。

基于第二支點方式：正面觀察為非常神似的“牛頭側面像”。創作者通過大面積的洼面，砣碾工藝處理，突出了嘴部及面部的藝術效果，充分體現了創作者抽象的藝術表現手法。該支點方式，使人們形象地看到一個“神牛頭部側面像”。該玉器除有涂朱渲染的痕跡外，另有某些造型特征及文化內涵令筆者費解，有待深入的加以考證。

這種將人面像、神羊及神牛等多種物像，抽象化組合在一起，從而突出主題，人面像的玉器造型，充分展示了這位遠古先人創作者，不僅具有高超的藝術表現能力，而且具備非凡的智慧，從而創作出了這深具文化內涵的藝術作品。

創作者，通過這件藝術品向我們后人揭示了當時是一個以牛、羊為圖騰物，且具有祖先崇拜的新石器時代，所形成的原始公社組織。該部族集團組織所崇拜的祖先，是一位具有無比威力和至高無尚權力的統治者，他以崇高的威信率領當時該部族的成員與大自然搏斗，為建立起一個由狩獵向游牧、農業經濟發展的北方強大的民族集團的形成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偉大歷史功績，從而深受其后人頂禮膜拜。

該玉髓頭像的出現其意義是深遠而重大的。它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桑洋文化區”遠古時期的社會結構狀況，生產方式、經濟結構形式，該氏族集團的社會生活習俗及文化的深刻內涵。它對于中國的民族史、宗教史及中華文明的起源之研究均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及寶貴的歷史資料。

顯而易見，桑洋文化玉器的出現及演化發展不僅在中國的玉器史上會產生深遠而重要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為研究史前我國多個民族集團的形成、發展、消融乃至中華民族的形成是經歷了歷史上多民族集團的多次融合、兼并及聯盟最后才實現了多民族大統一的理論學說提供了珍貴的歷史佐證和研究資料。

五、研究桑洋文化玉器的意義

通過研究桑洋文化玉器，使我們進一步了解和掌握人類祖先在同大自然的搏斗，從舊石器時代逐步走向新石器時代及文明時代的文化產生、演變、發展脈絡。

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桑洋流域正是中華遠古居民始終在此長期聚居、繁衍、發展并且社會進步最快的一個中心區域。也是中國原始居民從原始社會形態不斷向前發展，進步并最終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區域。

它的出現說明，在桑干河、洋河流域及其鄰近地區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和細石文化遺址中，人類文明史上第一塊基石玉器及人類步入文明時期是從這里邁出了第一步，其文脈延續至今構成一個完整的系列。

研究桑洋文化玉器，對現在正在發掘的泥河灣遺址及對該區域的古人類文明史，以及中華民族的文明史起源及發展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及深遠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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