翡翠發現于何時，何時躋身中國玉器行列，雖說有種被大多數人認可的普遍說法，但也有不同的聲音。普遍的說法是，翡翠明末清初由緬甸傳入我國，因清廷統治者喜歡，特別是受到慈禧太后激賞，從而在中國風靡起來，成為中國玉器中的后起之秀。這就是說，翡翠在中國的歷史并不長，不過三百年時間，而真正“火”起來廣受追捧的時間則更短。

這種說法依持的根據是，從考古出土和宮廷珍藏來看，至今尚未發現明朝以前有翡翠。最有說服力的事實是，在明代，翡翠尚無任何進入內廷的文獻記載和實物證據。明十三陵發掘了定陵，在這座明帝陵寢中，出土了不少陪葬玉器，卻沒有一件翡翠。試想，如果翡翠在當時盛行其道，廣為世人所認可，很是喜歡玉器的萬歷帝朱翊鈞不會不選翡翠作為陪葬品的。

但有人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翡翠早已進入中國，根據是“翡翠”的名稱在漢代就出現了。翡翠本鳥名，但班固《西都賦》中有：“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張衡的《西京賦》亦有：“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為燭。”兩賦中所提到的火齊、懸黎、隨珠，都是古時寶石的名稱。而《淮南子·認間訓》也把“犀角、象齒、翡翠、珠璣”并列而提，由此可見，“翡翠”一詞在古代可以用于飛禽，同時也是寶石名稱。南北朝時梁朝的《玉臺新詠詩序》有“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床，無時離手”之說。到了宋代，更有言之鑿鑿的記載，歐陽修在《歸田錄》中記述了他所珍藏的一件翡翠——

余家有一玉罌，形制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圣俞以為碧玉。在穎州時，嘗以示僚屬，座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圣庫，庫中有翡翠盞一只，所以識也。其后，余偶以金環于罌腹中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能屑金也。

兩種說法都有根據，長期以來各執己見，莫衷一是。

在這兩種說法之外，尚有第三種說法，只是聽到的人較少，除了一些專家學者感到極大興趣外，其他人并沒有去探究。這第三種說法把翡翠的身世推到一個更為遙遠縹緲的境地。

章鴻釗在《寶石說》中記載：“羅雪堂家藏翡翠刀柄，云洛陽出土者，花紋同谷璧，故斷為周物。(圖存《石雅》上編第三卷)今雖未能明辨其是非，顧亦不得謂周時必無翡翠也。”羅雪堂(1866-1940)，即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中國甲骨學和敦煌學的奠基者羅振玉，字叔蘊，浙江上虞人。1911年當章鴻釗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大學地質學科時，“先是奉羅叔蘊夫子手諭，約予畢業后，擔承京師大學農科大學地質學講師。蓋羅師時為農科大學校長也。”(章鴻釗《六六自述》)羅振玉是位考古大家，又是章鴻釗的恩師，而章鴻釗作為中國地質學會首任會長、研究翡翠自然歷史的開山鼻祖，沒有見到實物，大概是不會妄言的，更不會將圖片收錄于他的《石雅》中，并清楚地注明“周代翡翠器”，“上虞羅氏藏。”

章鴻釗的這一說法如果成立,那么翡翠在中國發現并被應用的歷史,一下子向前推到了周代。

《寶石說》中對翡翠的歷史還有更供人遐想的論述。“尤可異者，日本與朝鮮本不產玉與翡翠，乃其發見之古玉中翡翠尤多于玉，識者莫不斷為自中國輸入者。”章鴻釗援引日本考古學者濱田耕作的研究報告：“日本古時之勾玉，不僅古墓中有之，其出于石器時代之遺墟者亦不少，且其大部分實非玉，乃翡翠也。”章鴻釗基本認可日本學者的觀點，即翡翠是從中國經由朝鮮，或者從中國南方直接輸入日本。

章鴻釗在《寶石說》中關于翡翠的記載，成為后世翡翠學者廣泛征引的圭臬，引出了很多討論，雖然大多數學者對此持保留看法，甚至引發了日本古時是否出產翡翠的話題，但見仁見智，難有定論。

在我查閱翡翠歷史的有關文獻中，時間較早、言之確鑿、可靠性比較高的記載，要算是《徐霞客游記》了。

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春，大旅行家徐霞客游歷至滇西，農歷四月十二日，他渡過水流湍急的潞江，登上被稱為“天界”和“高脊排穹”的高黎貢山，再沿嶺西古道而下，到達騰越即今天的騰沖。此前在大理和保山，他已注意到市場上的翡翠交易，當時這種來自緬甸的石頭，人們還不把它叫做翡翠，而叫做翠生石。“觀永昌賈人寶石、琥珀及翠生石諸物，亦無佳者。”永昌就是今天的云南保山。徐霞客在騰沖共40天，重點對那里的火山、地熱、山川、物產、民情、風俗進行了考察，留下了四萬多字的游記，其中記述了他與翡翠的一段緣分。這段緣分，起自別人給他介紹的一位玉商潘捷余，《徐霞客游記》記云：“遂往晤潘捷余，捷余宴賈寶舍人。”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結識了多位經常往返中緬的玉石商賈：“潘生一桂，雖青衿，而走緬甸，家多緬貨，時倪按君承命差來覓碧玉，潘苦之，故屢屢避客。”又記：“同往蘇元玉寓觀玉……皆為簪，但色太沉。”“潘捷余以倪院承差蘇姓者，索碧玉寶石，窘甚。”這時候，他對翡翠已經有自己的認識，甚至可以說已經很感興趣了：“潘生送翠生石二塊。蘇元玉荅華茶竹方杯。”當他歸途再返永昌時，特地拿著友人相送的石頭：“導往碾玉者家，欲碾翠生石印池、杯子，不遇，期明晨至。”“崔顧同碾玉者來，以翠生石畀之，二印池，一杯子，碾價一兩五錢，蓋工作之費逾于價矣。以石重不便于作，故強就之。”

《徐霞客游記》中關于關翠生石的記載，為我們提供了明代晚期有關翡翠的名稱、分類、碾治、工價等重要線索。這些第一手材料，對于研究翡翠在中國的傳播的歷史，至關重要。

到了清代，紀小嵐的《閱微草堂筆記》里的一段記述，也顯得異常重要。紀小嵐記述了乾隆晚期至嘉慶初期京城有關翡翠價格上揚的情況，紀昀云：

“云南翡翠玉，當時不以玉視之，不過如藍田干黃，強名以玉耳。今則以為珍玩，價遠出真玉上矣……蓋相距五六十年，物價不同已如此，況隔越數百年乎。”

說這段記述重要，因為寥寥數語，卻包含了真切而豐富的信息。第一，翡翠在早先人們并不“以玉視之”，這個早先早到什么時候?五六十年前，即紀小嵐寫作《閱微草堂筆記》之前的五六十年。《閱微草堂筆記》成書于乾隆五十七年，是乾隆晚期，這就是說，在乾隆初年，人們還不認為翡翠是玉，“不過如藍田干黃，強名以玉耳。”第二，到乾隆晚期，翡翠已經被人們視為珍玩了，在市場上得到了廣泛認可。第三，隨著人們認可程度的提升，翡翠的價格也扶搖直上，價格已經遠遠超過真玉即和田玉。第四，由此推斷，隨著時間的往后推移，翡翠的價格還會飆升。

可以看出，紀小嵐對此的態度是不以為然的。關鍵一點在于不認為翡翠是真玉。紀小嵐的態度其實代表了此前千百年間主流意識形態的一種根深蒂固的用玉觀，玉的首要特性是“溫潤而澤”，要內斂、含蓄、欲看不透，而翡翠卻過于扎眼爆亮，缺乏和田玉那種潤澤的玉性。但紀小嵐也是無奈的，昔日不入眼的東西，眼下已經被視為珍玩，而價格也超過了真玉，只有嘆息世風不古、人心不古了。

其實在紀曉嵐之前，即使比較認可翡翠的徐霞客，也有著近似的認識。在《徐霞客游記》里，還有一段記載，說的是他對潘捷余所送那兩塊翡翠原石的評判：“此石乃潘生所送者，先一石白多而有翠點，而翠色鮮艷，逾于常石，人皆以翠少而棄之……余反喜其翠以白質而顯，故取之。潘謂此石無用，又取一純翠者送余，一位妙品，余反見其黯然無光也。”楊伯達講：“漢族知識階層受到和田玉玉文化熏陶，愛和田玉如命，成了和田玉癖，所以看到新來的翡翠便以和田玉與之相比較，往往采取排斥的態度。徐霞客作為一位出身江南的知識分子游歷到云南永昌時，看到市場上的翡翠稱作‘翠生石’，低和田玉一等，故不稱玉而稱石。”和田玉以白為貴，徐霞客喜歡白底青翠，毫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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