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我第一次見到馬鴻儒，是平生第五次來臨夏，第十五次來甘肅。這也是2014年啟動“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動”以來的第四次尋玉之旅。4月28日這一天，考察團從廣河到臨夏，先在臨夏州博物館應馬穎館長之邀，上手鑒定該館珍藏的十三件齊家文化玉器精品，其中大部分為上世紀70年代在積石山縣新莊坪遺址的采集品。晚餐席間，大家依然興奮不已地回味著下午見到的齊家玉器，玉璋、有領玉璧和白玉琮等，都是迄今的齊家文化考古報告中所未曾見到過的器形。飯后，考察團一行拜訪鴻儒家，在燈光下觀賞他的個人收藏品，堪稱琳瑯滿目，精彩紛呈。這一天，對我們每一個人，在鑒賞齊家文化玉器的人生閱歷中，獲得最豐富的一次精神享受。似有“一日看盡長安花”的飄飄然之感。

國人愛玉，自古就不乏如癡如醉之人，很早就形成一道中國文化特有的人文風景。清代的玉癡以乾隆皇帝為代表，他平生寫出的四萬首詩中詠玉題玉之詩達800首之多，早應有人替他申報吉尼斯世界紀錄。近代以來中國經歷二百年歐風美雨的“西化”洗禮，如今青年人大多癡迷于網絡、微信等新技術，國內還有多少符合傳統的愛玉如命的虔誠者，誰也說不清楚。我只能說馬鴻儒是我結識的第N個玉友。能夠把玉器看得和生命一樣重，這是玉友中常見的人生態度。在這一份文化虔誠之中，多少能夠分辨出對本土古老文化的認同和類似宗教崇拜的情感因素。

在人際交往方面，國人自古就講究緣分。在古玩行里也有句生意經，叫“玉賣有緣人”。收藏界常掛在嘴邊的格言是“地不愛寶”。東亞地區有八千年的玉文化傳承，埋于黃土之下的古玉不計其數。幾千年前先民留下來的美玉，經過古玩界的流通轉手，一般較好的歸宿是匯聚到有經驗的收藏家手里。一件古玉精品的最終歸屬，七分靠個人的喜好、眼力、經驗和財力，三分要靠機遇和人脈。

我因為自2005年以來到蘭州大學兼任萃英講席教授一職，開始對西北大地上的史前文化產生濃厚的探索興趣。不僅陸續在各地結識一批文博和考古學者，還在全國的古玩市場相識一大批古玩商和民間收藏家、古玉愛好者。自己也不經意地成為一名業余的古玉收藏者，

并且樂此不疲。2008年在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會第四屆年會（貴陽，貴州民族學院）上，本會特邀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前所長張敬國先生發表報告，講述5300年前的安徽凌家灘文化玉器的發掘情況；在會上我甚至向與會的青年學者們發出公開號召：華夏的古玉傳統是一套類似語言文字又先于漢字的符號，大家要像學習一門外語那樣下功夫學好這門中國文化的“內語”。我的號召對多數不懂玉的人來說，好像是一位玉癡的癡人囈語吧。2012年起兼任中國收藏家協會學術研究部的學術顧問。2014年上海交通大學和人民出版社策劃的一套教授自選集叢書，我給自編的文集起名叫《五十而學玉》。效法孔圣人五十而學易，韋編三絕。只想通過大量傳世的和新出土的古玉，去窺測漢字沒有產生之前的歷史文化線索。其預想不到的學術收獲是，通過對距今四千年之際的大量玉禮器情況的新知識，我們如今能夠帶著幾分自信的底氣，去重申孔圣人說過的一句話：“夏禮，吾能言之。文獻不足徵。”假如我們在未來一段時間里依然找不到夏代留下的文字材料，那么最接近夏代的文物精品主要就是距今四千年上下的玉禮器情況。這就解釋了為什么一個研究中國神話的學者會轉而去探究玉文化的所以然。

可以肯定地說，沒有十多年前初次看到紅山文化玉器以來的那種心靈震撼和學問體悟的經歷，文學人類學一派學人就不會提出國學更新的方法論“四重證據法”，也不會在最近幾年提出重新發現和確認文化大傳統的理論目標。

學問不分先后。學玉也是如此。可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年齡上，我比鴻儒大17歲；就學玉的資歷而言，鴻儒比我多一倍。我是十年出頭，鴻儒從19歲到古玩店當學徒，已有二十多年的經驗。當今學院派人士中，因為西化教育之故，罕有精通古玉之人。我們想學會鑒別古玉知識，最好的老師大都是經驗豐富的古玩商和民間收藏家。每當我的研究生入學，一般要帶他們到京滬兩地的古玩城去“實習”，讓青年人多少能夠親身感受華夏玉文化的長河如何在西學東漸以后的中國教育制度中“斷流”，而在民間的非學院語境中卻依然暗流涌動，不絕如縷。不過對學生而言，也常有一種難言的苦衷。當今的造假和仿古玉大行其道，充斥各地市場。初學者根本無法分清李逵和李鬼，如何能夠迅速地登堂入室呢？目前看來，有針對性地拜師學藝，仍然是進入此道的不二法門。

鴻儒的收藏集中在臨夏當地特產的齊家文化玉器。就規模而言，這是我所見過的齊家玉器的第二大收藏家。其特點是，他的收藏對象不僅是齊家玉器的成品，還兼顧齊家玉器的加工樣品即半成品，帶有切割痕或鉆孔痕跡的玉器，以及未加工的玉料。我們在他家看到的玉料，有出土的齊家文化時代的老玉料，也有新收購得到的馬銜山玉料。齊家文化先民出于對玉的崇拜和珍惜，常在墓葬中隨葬玉器和玉料，哪怕是加工剩余的小片下腳料，都一視同仁地珍視有加。在新世紀發掘的青海喇家遺址墓葬中，就看到過多種珍藏玉料和下腳料的情況。一般認為齊家玉器的用料以就地取材為主，兼有少量來自西域新疆的和田玉。但是由于缺乏權威的檢測報告，目前的認識大都處于經驗判斷而已。齊家文化先民就地取材的主要玉礦在哪里？鴻儒對此早有調研，他所收藏的大量齊家文化玉料，從成色上看應該和馬銜山玉礦十分近似。4月29日，鴻儒帶領考察團驅車來到臨洮縣，攀登以產玉而聞名遠近的馬銜山（又稱馬寒山）。

玉器加工的第一條件是選擇玉料。卞和的故事早就告訴人們一個道理，“神仙難斷寸玉”。就連楚王身邊御用的王室玉匠都無法跨越玉石不分的認知困境，更何況一般人。古玉學習的第一課也就聚焦在對各地出產的多種玉料的辨識上。2015年5月21日，也是我們從馬銜山歸來的第二十天，在北京國粹苑的中國收藏家協會舉辦的“《玉成中國——玉石之路與玉兵探源》新書發布會”上，我向與會者介紹編撰此書的前因后果，面對諸多藏友，把玉料的辨識功夫比喻為研究玉文化的一張“底牌”。《玉成中國》是我和古方策劃的“中國玉石之路與玉兵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這次會議于2013年6月在陜西榆林召開。會間考察的是與齊家文化玉器最接近的石峁遺址及其玉器。古方給那次研討會提交的論文是《甘肅馬銜山玉礦調查》，這應該是學界第一次正式發表對馬銜山玉料的研究成果。古方根據他的目測，提出齊家文化玉器中相當一批的用料來自馬銜山，特別是一種黃色玉石，和一種帶有黑色色斑的綠色玉石。鴻儒多年來到馬銜山采玉收玉的當地向導名叫天鎖，他帶著我們從西南坡上山，登上玉礦頂峰處，采得若干玉料標本而歸。

從馬銜山流淌下來的一條河，蜿蜒十多公里，號稱“大璧河”。莫非就是因為出產美玉而得此美名？

大璧河直接流向洮河的一個大轉彎處，洮河對面的臺地就是著名的齊家坪所在，那里正是安特生1924年發現史前陶器而命名齊家文化的地點。

如果說認識到馬銜山玉礦的存在和大璧河的運輸玉料作用，我們可以依稀地窺測到齊家文化玉器生產的一張“底牌”，那么其研究價值和前景就是可以想見的。我相信馬鴻儒這部精彩紛呈的齊家玉器收藏品大書的問世，將為國內外喜愛和收藏齊家文化玉器的藏友們樹立起一個空前的標桿，也讓對西部史前文化有學術興趣的學者們提供一部生動直觀的教材。讓人們能夠直接體會到：儒家“君子溫潤如玉”說出籠前一兩千年的西部玉器是如何體現出溫潤之美的。

據鴻儒等當地知情人的說法，大璧河，洮河，廣通河，在大雨過后的水流沖擊下，總是能夠有玉料被沖出來，其中不乏優質的籽料。這是非常令人振奮的消息。收藏界的一般認識是，只有新疆和田玉有籽料山料之分。沒想到甘肅本地的玉料資源早有籽料山料之分。四千年后的當代尚且能夠看到順著河流而來的籽料，那么四千年前的玉器時代又該如何呢？還有，齊家玉器知多少的問題，因為正式考古發掘品數量有限，學界一般難以做出一個準確判斷。現在看來，祁連山系和昆侖山系都出產透閃石玉。有馬銜山和肅北新發現的馬鬃山這樣兩大透閃石玉礦存在，兩地連起來接近一千公里的地帶，形成當地廣大而充足的玉料資源區。齊家文化有此作為物質保證，其玉器生產的數量規模一定大大超過在它之前的紅山文化、良渚文化，也超過在它之后的商周文化。因為就地求取玉材的便利條件，齊家文化玉器在中國玉文化史的前半段占據著數量上首屈一指的地位。

4月30日離開馬銜山，抵達蘭州。5月1日到甘肅省博物館會見王裕昌先生，他主持的一個項目是匯集甘肅青海寧夏三省區的館藏齊家文化玉器，出版圖冊。訪談中得知，目前的采樣玉器達到548件。我想這部書和馬鴻儒的書能夠同時在2015年問世，這將會迎來一個轉折點，大大改善目前齊家文化玉器研究缺乏可考資料的窘困現狀，提升對齊家文化的整體認識水平。自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齊家文化被發現至今，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了，尚沒有一部能夠讓人滿意的齊家玉器圖冊，這畢竟是令收藏界和學術界極為遺憾的。希望這兩部書的出版能引出更多的資深收藏家，將視同自己生命的古玉藏品公諸于世。

在史前期的西北高原雄踞五六百年，卻沒有留下一個姓名的齊家文化先民們，地下有知，足以告慰其在天之靈也。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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