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毯的由來導讀：

地毯已經成為現在社會的一種主流，很多家庭和公共場所需要地毯。那么，你知道地毯是怎么來的嗎?地毯都有什么故事?下面隨中國品牌網小編...

地毯已經成為現在社會的一種主流，很多家庭和公共場所需要地毯。那么，你知道地毯是怎么來的嗎?地毯都有什么故事?下面隨中國品牌網小編為你介紹地毯的由來。www.chinapp.com 中國品牌網

人類使用地毯的歷史，大約可追溯到數十萬前的舊石器時代。古人類為了適應環境，在陰暗潮濕和高低不平的洞穴里鋪墊一些干草、樹葉、羽毛、獸皮等來驅寒和防潮。然后，先民們逐漸發現經過整理后的植物莖葉，會更耐用也更舒適。這種初級的整理工序，逐漸演變成為編織工藝。手工搓繩、編織，為了加捻，促使了石制和陶制紡輪、紡垂的出現。與現代地毯的功能有所不同的是，先民們的這些織物白天是披在身上的衣，夜間是墊在地面的褥和蓋在身上的被。

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人類歷史上有了第一次大分工，種植和畜牧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正如恩格斯所說：“同其余野蠻人比較，他們不僅有數量多得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類，而且獸皮、綿羊毛、山羊毛的出現和隨著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紡織物”(參見恩格斯《家族·私有制和國家起源》)。“紡織物”的出現是人類社會的一大進步，為地毯業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條件。我國丁山文化、良渚文化時期黑陶灰陶上的裝飾紋樣，大多為席紋、網紋、繩紋、弦紋和布紋等，與此同時，生活在長江流域的先民已開始使用植物纖維和蠶絲織造織物。

約公元前3000年，陜西半坡人已經馴羊。公元前2000年，新疆羅布泊地區已把羊毛用于紡織。最初，人們將落在地上的羊毛收集起來，稱拾毛。山羊絨的采毛，據記載有兩種方法：?絨和拔絨。?絨是用竹篦梳下絨毛，此法應用于一般山羊絨。采集較細的山羊絨，必須用手指甲沿著它的生長方向拔下，稱拔絨。這兩種方法，產量甚微，起源于古西域，即今甘肅、新疆一帶，唐代傳入中原地區。

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已開始種植桑樹，有了早期的養蠶業。從河姆渡、良渚文化出土的陶器上，可見蠶的紋樣及陶質紡輪，說明當時已出現了絲織工藝的萌芽。1958年，浙江省吳興錢山漾新石器時代(公元前2700年)遺址出土了絲帛、絲帶和絲繩。絲帛殘片長2.4厘米,寬1厘米，呈黃褐色。

經緯密度各為48根/厘米，絲的拈向為Z;絲帶寬5毫米，用16根粗細絲線交編而成;絲繩的投影寬度約為3毫米，是用3根絲束合股加拈而成，拈向為S，拈度為3.5拈/厘米。1970年，河北藁城臺西村商代中期遺址出土粘附在銅器上的絲織物殘痕表明，當時已有平紋的紈、縐紋的縠、絞經的羅和 3枚斜紋綺等。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粘在銅器上的絲織品有五種，紗、紈類的有20余例，用朱砂涂染的有9例，雙經雙緯的縑有1例，回紋綺有1例。說明商代的絲織技術有較快的發展。與此同時棉、麻、竹、棕等植物纖維作物的種植已較普遍，出現了利用植物纖維的織造工藝，這一切為地毯的形成和完善提供了條件。

1978年，在新疆哈密縣東魚兒溝，發現了公元前3000年前的原始氏族公共墓地。墓葬中，有的死者穿戴服飾完好，男的大多頭戴尖頂氈帽，身著毛皮或皮革大衣，長皮褲，腳穿長統皮靴，靴筒外用毛織帶裹腿，死者大都躺在鋪著羊毛氈的墓穴中。各種毛織帶色澤鮮艷，它們大多數以紅、綠、褐、黑等組成大小方格和彩條，非常美觀。可見當時居住在這環境中的原始部落先民們以毛織物為主要日用衣著原料。

毛織物的產生是栽絨地毯產生的重要基礎。先民們在生活中常把從動物身上剝下來的毛皮，當作席褥和蓋被，但獸皮畢竟不太耐用，易脫落，于是人們又開始模仿生牲畜身上生長著的叢叢毛束，探素著將捻成的毛線拴在毛織物的經緯上，即能增加織物厚度，更好地抵御寒冷，同時織物也更結實、牢固和耐用。漢代劉植寬在《鹽鐵論·散不足論》中形容說“皮毛草辱無茵之加旃蒻之美”。

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220年，是中國毛織技術的成熟期。新疆哈密公元前1200年遺址出土的毛織物，織物組織除平紋外，還有斜紋，也有帶刺繡的產品。經緯向密度比羅布泊出土的大2～3倍。一塊平紋的花紋罽(有刺繡)，底部為200×160根/10厘米，花部為雙股線，黃綠兩色刺繡成間斷的云彩紋。一塊雙色花罽，底部組織結構為斜紋，經緯向密度為100×330根/10厘米，花部為100×100 根/10厘米。

一塊山形紋罽，底部組織結構為斜紋，經緯向密度為240×200根/10厘米，花部為100×160根/10厘米。這批毛織物的色彩豐富，有鼻煙、米、中栗、棕、綠、黃、紅、棕黃 8種顏色。經緯向密度的大幅度增加和斜紋組織的普遍，表明當時毛織技術已出現突破性進步。織布工具已采用具有固定機架的織機。到東漢時，中國毛織技術在組織結構上有所發展，出現了緯重平組織和通經回緯的緙織法，在織毯技術上出現了栽絨織法。

新疆民豐尼雅東漢遺址出土的人獸葡萄紋罽、藍色龜甲四瓣花紋罽和彩色毛毯就是這時期的代表產品。人獸葡萄紋罽由兩組黃色經線和兩組黃綠色緯線交織成為緯二重組織緯紗顯花織物，花紋清晰，圖案具有當地民族風格。經緯向密度為200×30根/10厘米。

龜甲四瓣花紋罽為緯三重組織緯線顯花。經緯向密度為160×80根/10厘米。龜甲紋是中原地區的傳統圖案，它是中國各族文化交流的實物證明。彩色毛毯上的絨緯是用馬蹄形打結法，每交織 6根地緯，栽絨一排，如此循環。相鄰絨緯距離14毫米，絨緯長20毫米，絨頭完全覆蓋了基礎組織，美觀大方。新疆古樓蘭遺址中，出土的漢代緙毛織物，采用通經回緯織法。奔馬卷草圖案顯示了當地民族風格。新疆民豐尼雅東漢遺址出土的毛羅織物和黃色菱紋斜褐，組織細密，均勻平整。據此推斷，當時的織機已相當成熟。

1957年，在青海柴達木盆地南部諾木洪遺址(公元前790年)發掘出5塊黃褐二色相間排列的條紋罽，還有人字形編織毛帶和雙股、3股毛繩。條紋罽的經緯密度為13根/厘米和 6根/厘米。比新疆五堡遺址的要粗糙得多。1977年，新疆吐魯番阿拉溝戰國墓出土了一大批毛織品，據鑒定，不僅大量使用羊毛，還用山羊毛和駱駝毛等作為毛紡原料。

1978年秋，在新疆哈密地區五堡遺址(公元前1200余年)有精美的毛織品出土，有斜紋和平紋兩種組織。還有首次發現的用色線織成彩條紋的斑罽。說明當時哈密地區的毛紡織染技術已有很高水平。1980年4月，新疆考古研究所在古代“絲綢之路”的孔雀河古遺址發現了裹著古尸的粗毛織品。

我國古代紡織品最重要的出土地是新疆尉犁縣營盤遺址，該遺址位于庫魯塔格山南麓，在已干涸的孔雀河河床北岸約4公里處，地處塔里木河下游大三角洲西北緣，北接吐魯番盆地，東鄰羅布泊，西連庫爾勒、庫車，東距樓蘭故城約200公里，是漢晉時期由樓蘭向西沿孔雀河岸至西域腹地交通線上的一處樞紐重鎮。

1893年，俄國人科茲洛夫在赴羅布泊探險的途中發現了營盤遺址，20世紀初，先后有瑞典人斯文赫定、貝格曼，英國人斯坦因考察過營盤遺址，獲取了一些珍貴文物。199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對營盤墓地進行了搶救性清理發掘，發掘墓葬32座，清理被盜掘墓葬百余座。1999年再次進行搶救性發掘，發掘墓葬80座，出土遺物達400余件。營盤遺址出土的文物中，紡織品占了很大的分量，因為這些紡織品保存完好、精美、風格別具一格，引起了世人的廣泛關注。

營盤遺址保留下了許多精美的紡織品，較完整有研究意義的紡織品有99件。其中毛織品有42件，絲織品為34件，棉織品6件，麻織品4件，絲毛棉麻搭配使用織品10件。較為特別的發現是，一具棺木上覆蓋著的一條色彩斑斕的獅栽絨毛毯。

這件栽絨毯以大紅、深黃、中黃、桔黃、綠、草綠、藏青、湖藍、淺藍、粉紅、深棕、白色等彩色栽絨顯現花紋。主體紋樣為一伏臥雄獅。獅子的造型別具特色，腰部細縮，前身后臀隆起，形成大的起伏，具有強烈動感。獅頭側視，面部神態和善，富于裝飾性的獅鬣以及足、臀、尾部延伸到邊框以外，構圖大膽活潑，不拘一格。面對這條華麗的絨毯，考古人員感到非常驚奇，這么多的顏色是怎樣織上去，并組合成濃淡深淺富有立體感的美麗圖案?這仍是一個謎。

毛織物的出現應當與生存環境有密切關系，畜養馬、羊、牛、駱駝等牲畜是西域游牧民族生產生活的主要內容。毛皮資源的豐富，促進了新疆地區毛織物的發展。新疆自古在地理與文化上與中西亞有著密切的關系，中西亞的毛織工藝對于新疆的毛織物的發展也有著較大的影響。(參見吳婷《新疆尉犁縣營盤遺址出土紡織品概述》)

1949年，俄羅斯考古學家盧登科率領的探險隊，在阿爾泰山北麓巴澤雷克山谷發現了公元前500年的一塊栽絨毯，業界稱巴澤雷克地毯。該毯應為阿爾泰王子墓遺物，尺寸為1.83米×2米。巴澤雷克地毯的圖案布局十分有趣，有五道邊飾，地內有四方正方形的四瓣花紋圖案，在五道邊飾中第一和第五道都是四方形禽鳥紋樣。

第二道(大邊)是頭戴風帽的御者，或端坐馬上，或站立馬旁。第三道是幾何紋，第四道是麋鹿紋樣。整塊毯面絢麗多彩，反映了游牧部落的生活情景，充滿了濃郁的草原氣息。巴澤雷克地毯現藏于俄羅斯圣彼得堡國家文化遺產博物館。

李汝寬先生在《西域長城藝毯圖錄》一書中，收錄了藏于英國倫敦維多利亞和阿拉伯博物館，出土于我國羅布泊古樓蘭遺址的幾件栽絨地毯標本。其中一件羊毛栽絨地毯殘片，尺寸為3.4厘米×4厘米，用棕色羊毛作經線，由4股粗松的羊毛紗合并，加捻作緯線，絨頭是較柔軟的彩色羊毛紗。

每一個絨頭圍繞著一根經線旋轉1至2圈，構成一個很結實的結扣，行內稱“單經扣”，平均每10平方厘米內有40個結扣。在深紅色地上用白、棕、紅、緋、淺黃、黃和寶藍色羊毛紗顯出圖案紋樣。專家認為，這件新疆地毯殘片是目前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拴扣地毯，為我們研究地毯的起源的發展提供了珍貴的標本。(參見陳重遠《古玩談舊聞》)

20世紀初，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從我國塔里木盆地公元前1世紀古墓遺址中發掘出一批古代織物，其中包括古代地毯。斯坦因(Marc AurelStein 1862—1943)英國探險家，在英國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進行了三次中亞探險。1900年至1901年，斯坦因進行了第一次探險，主要發掘和田地區和尼雅的古代遺址，著有旅行記《沙埋和田廢址記》和正式考古報告《古代和田》。

1901年至 1908年，進行了第二次探險，除重訪和田和尼雅遺址外，還發掘古樓蘭遺址，并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長城沿線掘得大量漢簡，又走訪了莫高窟，拍攝洞窟壁畫，并利用王道士的無知，廉價騙購藏經洞出土敦煌寫本24箱、絹畫和絲織品等5箱。著有旅行記《沙漠契丹度址記》(1912)，其中有敦煌騙寶經過的詳細記錄，正式考古報告為《西域考古記》(1921)。1913年至1915年，斯坦因進行了第三次探險，又重訪和田、尼雅、樓蘭遺址，并再次到敦煌，從王道士手中獲得570余件敦煌寫本，還發掘黑城子和吐魯番等地遺址，其正式考古報告為《亞洲腹地考古記》(1928)。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記》一書中說：“在樓蘭漢城廢址考察之際，又發現了往昔的中國自此至塔里木盆地故道之遺跡。其他有西歷紀元前后1世紀間之古墓遺址，發掘后得可驚異之古代織物一堆，內雜中國古代彩絹及毛毯”，“很美的地毯，……堆絨地毯，此外還有粗制的毛織物與氈子”。斯坦因中亞探險所獲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獻，現藏倫敦的英國博物館、英國圖書館和印度事務部圖書館，以及印度德里中亞古物博物館(今印度國立博物館)。專家認為，斯坦因從我國新疆地區帶走的這批地毯殘片，是現存最古老的栽絨地毯實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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