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吉”鄭元忠：從牢獄里沖出的溫州模式導讀：

◎人物：鄭元忠◎年齡：56歲◎時代標簽：中國第一代個體戶代表◎目前身份：莊吉集團董事長浮沉錄1982年初夏到1983年仲秋，溫州柳市鎮商人鄭元忠

◎人物：鄭元忠

　　◎年齡：56 歲

　　◎時代標簽：中國第一代個體戶代表

　　◎目前身份：莊吉集團董事長

　　浮沉錄

　　1982年初夏到1983年仲秋，溫州柳市鎮商人鄭元忠一直逃亡在外，對他的通緝令撒往全國。他沒有殺人越貨，沒有密謀反革命，只是辦了幾間電器作坊，蓋起了一棟三層小洋樓（人民日報說院子里可以停12輛小轎車），買了一輛別人罕有的摩托，就被治于“投機倒把”———這個在當今中國已經消失了十余年的罪行。

　　在當時席卷全國的打擊經濟犯罪風潮下，柳市鎮至少有8個像他這樣的商人以同樣罪名遭受打擊，由于他們是各自領域的佼佼者，分別號以“五金大王”、“目錄大王”、“舊貨大王”等，所以當時通稱為“八大王”事件，除了“螺絲大王”劉大源成功逃脫，其余7人全部入獄，最重的獲刑7年。“機電大王”鄭元忠在逃亡一年多后，回家不久被抓獲。

　　1984年4月，“八大王”高調平反。溫州民營經濟從最低谷開始迅速發力，“小商品、大市場”的“溫州模式”廣為人知，但也一度讓外界產生“姓社，還是姓資”的憂慮。鄭元忠是“八大王”里繼續從事商業的少數者，他在取得進一步成功后，39歲入讀溫州大學，后創辦莊吉集團，成為商界風云人物，還是溫州政協常委，榮譽接踵而至。

　　從體制外被打擊對象，到社會名流，政治上終占重要一席的人物，鄭元忠的命運轉折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烙印，用他的話說是，“我個人的命運與中國改革開放大潮緊密相連。”

　　溫州八大王

　　他們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代個體戶代表。他們是各自領域的佼佼者，分別號以“五金大王”、“舊貨大王”等。在1982年那場席卷全國的打擊經濟犯罪風潮下，“八大王”均以“投機倒把”的罪名遭受打擊。

　　根據時任樂清縣委副書記的連正德的回憶，“八大王”指的是“螺絲大王”劉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錄大王”葉建華、“礦燈大王”程步清、“翻砂大王”吳師廉、“膠木大王”陳銀松、“線圈大王”鄭祥青和“舊貨大王”王邁仟，里面沒有“機電大王”鄭元忠。按時任溫州市委書記的袁芳烈和柳市鎮工商所所長胡萬昌后來的說法是，鄭元忠就是“八大王”之一。

　　20世紀80年代全球經濟展開了新一輪的競爭，此時的中國，改革的初步成果催生了人們的信心和希望，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開幕，開始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體制改革。“文革”中被破壞的人大、政協制度在這一年得到完全恢復，并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

　　盡管受到遏制，體制外力量還是在上升的通道里，到1982年底，全國工商戶已達101萬家，是1979年底的10倍。但春天并沒有真正到來。

打擊走私到批判開放

　　1982年，中央連續發文要求堅決打擊經濟領域內各種犯罪活動，書記處率先派員到廣東浙江等地部署行動其時，隨著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的發展，南方沿海一些地方走私現象猖獗，廣東一些縣市出現“漁民不打漁、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地、學生不上學”，聚在公路沿線、街頭巷尾兜售走私貨的現象，引起了很多人的憂慮。

　　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緊急通知》，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關于對一些干部走私販私、貪污受賄、把大量國家財產竊為己有等嚴重違法犯罪行為采取緊急措施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指出，對于這個嚴重毀壞黨的威信、關系我黨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全黨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厲風行地加以解決。中央書記處于同日上午召開會議，決定派數名中央部門的領導人，立即去廣東、福建、浙江、云南等省部署行動。

　　2月11-13日，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討論如何更堅決、更有效地貫徹執行中央《緊急通知》，進一步開展打擊經濟領域中違法犯罪活動的斗爭。會議指出，只有旗幟鮮明地堅決嚴肅地開展反對資本主義思想腐蝕的斗爭，才能正確地健全地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這不但是廣東、福建兩省的問題，全國各地和各個部門都毫不例外。會議不顧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反對，印發了針對特區工作的《舊中國租界的由來》的材料。谷牧后來回憶說：“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風蕭瑟’的味道。”座談會上，對走私的研究很快轉變成對開放的批判，有人說：“這場斗爭是資產階級又一次向我們的猖狂進攻。”有人說：“廣東這樣發展下去不出三個月就得垮臺。”還有人說：“寧可讓經濟上受損失，也要把這場斗爭進行到底！”隨后，在1982年4月召開的一次會議上，鄧小平指出，“經濟犯罪這股風來得很猛，”“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卷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4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向全國公布。《決定》尖銳地指出：經濟領域的各種犯罪活動，遠比1952年“三反”時嚴重，已經和正在腐蝕我們的干部隊伍，損害我們黨、政府、軍隊的肌體和國家的信譽。打擊經濟領域的嚴重犯罪活動，進行反對腐化變質的斗爭，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敗，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的盛衰興亡，這場斗爭必然是長期的、持久的。

　　《決定》確定了打擊對象，并指出，對于雖不是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但確實擾亂城鄉市場管理、妨害國家物資購銷和損害城鄉人員利益的人，也要依法查處。

　　省委工作組進駐柳市

　　柳市鎮是溫州民營經濟發源地，浙江省就把溫州作為重點，溫州就把樂清劃為重點，樂清就把柳市劃為重點

　　溫州可謂中國民營經濟最早萌芽的地方，由于這里地少人多，為養家糊口，溫州人善于闖蕩、經商，且大膽敢為，游走法律邊緣。這里還是中國最早的包田到戶所在地，比安徽小崗村整整早了22年，但被當作“資本主義”典型很快扼殺。

　　樂清縣柳市鎮又是溫州民營經濟的發源地。上世紀70年代中期，這里冒出的私營電器商被當作“投機倒把”的重點對象，很多人轉向地下生產。改革開放后，這些小廠如雨后春筍般發展壯大，1981年，柳市生產低壓電器的家庭企業有300家，而整個溫州活躍在全國各地的推銷員達數十萬之眾。

　　溫州以“亂”出名，而樂清尤甚。當時有個傳言，“香港九龍，臺灣基隆，樂清里隆”，需要“從諸暨到新昌筑造一條萬里長城，擋住南風往北吹”。時任樂清縣委副書記的連正德說，那幾年，從中央部門到省委，不斷派人到樂清了解工作情況。當時溫州市委辦公室主辦的刊物《溫州工作通訊》，有一份省政法委向中央政法委和省委報送的材料，說樂清存在反革命活動猖狂、走私販賣活動猖獗、投機詐騙成風等好多問題，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從上到下對樂清的看法。

　　1981年初，鄧小平、李先念先后批示，要求浙江省委徹底解決溫州問題。同年8月，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長袁芳烈受命任溫州市委書記。據說，他下車伊始，首先來到溫州最繁華的五馬街口。多年以后，他回憶說，當時自己有一種強烈的感覺：自己陷入了“敵占區”，這里完全不是社會主義的那一套。

　　連正德說，當中央決定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時候，浙江省就把溫州作為重點，溫州就把樂清劃為重點，樂清就把柳市劃為重點。

　　1982年的柳市，還是一派楊柳依依、河水潺潺的田園風光。30歲的“機電大王”鄭元忠騎著摩托車，在他貼著馬賽克的3層小洋樓與作坊工廠之間招搖來回。“我在家里7個小孩中排行第五，從小家族里就說我聰明，我就是喜歡什么事都走在前沿，任何事情不管懂不懂，都要先去嘗試一下。”他對紅色政權曾激情滿懷，14歲時帶領11個小伙伴去北京串聯，在天安門廣場的瘋狂人海里，遠遠看著毛澤東的身影，禁不住熱淚盈眶。但后來，他挖起了“社會主義墻角”，用臺灣走私來的白銀做拉線開關，國營廠賣10元一個，他只賣3元，還能賺2元。

　　鄭元忠據此積累資本，開有幾間工廠，年產值百萬元，是柳市鎮僅次于“五金大王”胡金林的“二富”。“螺絲大王”劉大源的工廠里有4萬種螺號，比上海最大的國營標準件公司還多2萬，據說，這家公司的最后倒閉和劉大源的沖擊有關。

　　1982年5月20日，浙江省委派出由常委李朝龍率領的工作組進駐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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