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現在與未來：百達翡麗的日內瓦三部曲導讀：

我們都聽說過那句著名的沒人能擁有百達翡麗，只是為下一代保管而已。在我的潛意識里，這句話一直是以一種無法被破解的形式存在的。直到...

我們都聽說過那句著名的“沒人能擁有百達翡麗，只是為下一代保管而已。”在我的潛意識里，這句話一直是以一種無法被破解的形式存在的。直到前不久前我才知道，原來百達翡麗只是一系列對于日內瓦這座城市的歷史文化、街道建筑、河流湖泊乃至人物肖像的印象綜合體而已。

對于一個像我這樣365天都要和表打交道的人來說，日內瓦的城市名片的首欄永遠是被“瑞士鐘表發源地”占據著。雖然之前我也曾數度造訪日內瓦，但不是為了參觀表展就是為了參觀表廠，從來也沒有機會仔細觀察和了解過這座城市。其實，哪怕只是抽出一個下午的時間，將視線從鐘表上移開，你就會發現日內瓦實在是一座不可多得的帶有混合氣質的都市。一方面它的歷史十分悠久，在凱撒大帝統治時期便已得名，十六世紀更成為了加爾文教派的中心，被稱為“新教的羅馬”。另一方面，日內瓦又是以國際性和現代化而聞名的，它是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紅十字會等組織機構的總部所在地，還吸引了大批跨國公司進駐。值得一提的是，抵達日內瓦的第一天我們就在下榻的酒店偶遇了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他看上去和普通客人沒什么區別，只是身邊多了幾個保鏢。www.chiNapp.com 中國品牌網

日內瓦不僅是一座都市，它也是很多人和事的“故鄉”。雖然它的面積不大，人口也不過才20來萬，但是從文化可瀏覽的層面它卻大得出奇。歷史上，日內瓦吸引了大批流亡者(包括百達翡麗的創始人安東尼·百達)和無數文人雅士在此落腳，如18世紀的盧梭、伏爾泰，19世紀的拜倫、雪萊，20世紀的列寧、埃爾熱(《丁丁歷險記》的作者)，“現代奧林匹克之父”顧拜旦先生在日內瓦度過了他人生的最后歲月，茜茜公主則是在日內瓦湖畔遇刺身亡……穿梭在日內瓦老城中，除了那些大牌奢侈品店之外，沿途還能遇見很多與名人有關的建筑、雕像以及他們的生平介紹。這些人和事雖然有著各自的發展脈絡，卻又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了這座城市獨特的面貌。

日內瓦的地理位置比較特殊，它位于日內瓦湖的西南角的一片狹長的區域里，三面與法國接壤，美麗的隆河(又稱為羅納河)穿城而過，將日內瓦城分為老城和新城兩部分。老城在隆河左岸，過去屬于富人區，相當于我們說的Downtown，也是宗教、政治和文化場所較為集中的地區;隆河右岸的新城發展較晚，是普通平民尤其是手工藝者集中的地方，瑞士鐘表的萌芽就是從這里產生。1572年(十六世紀末)的時候，法國國王查理十九世下令屠殺胡格諾派教徒(胡格諾教和加爾文教同屬于新教派，前者曾受到后者的影響)，于是大批胡格諾教徒逃難到了日內瓦這個加爾文教徒聚集的城市。

隨著流亡至此的手工藝者的數量不斷增加(歷史上新教的產生本就是受到了文藝復興運動的影響，教徒多來自于社會地位相對低下的手工業)，琺瑯、鐘表這些原本是法國人所擅長的技藝也逐漸在日內瓦興旺了起來。

百達翡麗的隨行人員向我們介紹說，當時在新城有很多制表師，他們在閣樓上做表—因為過去的房子沒有電梯，上下樓要走樓梯，而且一旦發生火警，住在下層的人也比較容易逃脫。

所以一層的房子最貴，住的都是有錢人，而頂層最便宜。但是它的光線充足，也相對安靜，適合從事鐘表制造—“閣樓工匠”一詞便是由此產生的。

日內瓦的鐘表行業能夠走上正軌并不僅僅是得益于歐洲的宗教運動，事實上，它與日內瓦這座城市的人道主義傳統是密不可分的。在十七世紀中葉以前，日內瓦一直受到來自鄰國貴族的威脅，隨時都有被吞并的可能。換做是其他城市，能夠安身立命就已經滿足了，更不要說發展成歐洲鐘表中心。日內瓦當地最重要的節日叫做登城節，它是為了紀念在1602年12月11日的夜晚，英勇的日內瓦市民們擊退了前來偷襲的卡洛·埃曼努埃萊一世的雇傭軍。“登城事件”也被看做是日內瓦獨立的象征，據說當時很多市民是穿著睡衣著家里的“鍋碗瓢盆”去迎擊侵略者的。正是因為有了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日內瓦這座“屬于無國籍人士和流亡者的城市”才能不斷發展壯大，也吸引了很多像盧梭、伏爾泰這樣的文學家、藝術家定居于此。借助他們的影響力，日內瓦的名聲迅速擴展到整個歐洲，數以千計的貴族慕名而來，又反過來推動了鐘表業的成長。到了19世紀初，日內瓦新城的每一幢房屋的頂層都加蓋了用于制表的閣樓，還有部分制表師遠赴汝拉山谷開辟第二戰場。直到今天，你抬眼望去，仍舊可以從那些布滿歷史風景的窗口里感受到鐘表對于這座城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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